林依晨

　　秦春華《中國青年報》（2014年09月05日01版）
　　9月4日，萬眾矚目的《國務院關於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終於浮出水面。和以往只是圍繞考試科目做文章的“小打小鬧”不同，這一次的改革深刻地回答了為什麼改，改什麼和怎麼改等根本性問題，是自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國家在教育領域實施的最全面、最系統的頂層設計。
　　從長期來看，《實施意見》第一次明確了教育改革的終極目標，即把促進學生健康成長成才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從而將教育拉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
　　30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圍著高考分數轉：大學想方設法招收分數高的學生；中學千方百計提高學生的分數；學生和家長傾盡全力獲得更高的分數；培訓機構絞盡腦汁研究提高分數的技巧。但這個分數有什麼用呢？它只是作為大學招生錄取的唯一依據，僅此而已。錄取結束後，人人棄之如敝屣。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還要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去拼命追求這個價值並不高的分數呢？關鍵原因在於，高考“指揮棒”就是以分數作為大學招生錄取的唯一依據。
　　不要說你是多麼優秀，多麼有才，高考分數到不了錄取線，一切免談。學生的身體健康重不重要？重要，但身體再好，對提高分數的貢獻率為零，也就可以不鍛煉身體；學生的價值觀重不重要？重要，但品德再好，對提高分數的貢獻率為零，也就可以沒有任何道德約束……
　　不是說人們不知道什麼是好的教育，在殘酷激烈的入學競爭面前，理性的中學、學生和家長只能選擇分數，不得不為獲得更高的分數而捨棄其他對人的健康成長更有價值的經歷和體驗，不由自主地被裹挾進一個低水平的“分數陷阱”而無法自拔。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次改革真正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也就是說，通過制度上的頂層設計，明確無誤地向社會傳遞出一個信息：從促進學生健康成長成才出發，老師該教什麼就教什麼，學生該學什麼就學什麼，不要再一天到晚圍著高考分數打轉，因為，大學招生錄取的“指揮棒”已經變了。
　　變在哪裡了呢？變在大學招生錄取的模式。恢復高考以來的30多年裡，大學招生部門實際上只做了一項工作——錄取，根據事先確定好的招生計劃，按照省級考試機構提供的高考分數和學生報考志願，從高到低順次錄取，錄滿為止。
　　這不是招生。因為大學招生辦公室根本沒有見過學生長什麼樣，是什麼性格，有什麼愛好和特點，等等。大學錄取的是一個個冷冰冰的分數，而非招收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人才選拔原本是一項集科學、經驗和直覺於一體的高智力工作，現在卻變成了一項不需要任何智力投入就可以憑藉計算機完成的體力工作，這也許是中國教育史上最不可思議的悖論之一。
　　現在，大學招生錄取的模式變成了“兩依據，一參考”，也就是依據統一高考成績和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成績，參考綜合素質評價，實行多元錄取。在這種情況下，大學必須要根據自身辦學定位和專業培養目標，研究提出對考生高中學業水平考試科目的報考要求和綜合素質評價使用辦法，並提前向社會公佈。
　　因此，除高考分數之外，諸如價值觀、創新精神、批判性思維、實踐能力、社會責任感等對人的成長成才至關重要的綜合素質，都可以進入大學招生錄取的環節，並可能成為更加重要的錄取依據。學生也可以根據大學事先公佈的人才選拔要求，結合自身興趣和特點，有針對性地主動選擇大學，而不是根據高考分數被動地將自己“賣一個好價錢”。如此，通過大學和學生兩方面的交互作用，實現了對基礎教育的正確引導。
　　從短期來看，《實施意見》突出強調了招生錄取的公平公正，當然其影響將是長期的。這是正式公佈的《實施意見》最出人意表的地方——它並沒有將註意力全部集中於考試招生本身，而是進一步強化了考試招生制度作為國家基礎教育制度所內生的在實現代際轉換、社會階層流動、改變個人和家庭命運方面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功能。
　　這不僅旗幟鮮明地將促進公平公正作為改革的基本價值取向，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明確具體的政策措施予以保障。這些措施包括：提高中西部地區和人口大省高考錄取率；增加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人數；完善中小學招生辦法破解擇校難題；減少和規範考試加分；完善和規範自主招生，等等。每一項措施都提出了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有些甚至嚴格規定了具體數據指標。
　　實際上，這些社會反應強烈、廣大人民群眾不滿意的熱點難點問題由來已久，但總是出於這樣那樣的原因，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有效解決，有些甚至已呈積重難返之勢。看來，這一次是要動真格的了。
　　當然，對於《實施意見》本身，社會上也許還有這樣那樣的意見；落實好《實施意見》的各項政策措施，對於政府、大學、基礎教育機構以及學生、家長來說，也仍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我們既要對改革充滿預期，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改革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種種困難和障礙。但無論如何，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這艘大船，畢竟啟航了！　　（原標題：新一輪高考改革究竟改了什麼）